奥斯曼帝国的翻译官

这一团体被视作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承担外交翻译任务的先行者

Audience of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 with the Sultan Osman III in Constantinople", painted by Antoine de Favray in 1755. The dragoman (third from left)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his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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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中,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需要由一些掌握多语言的人才的参与而得以建立。而在奥斯曼帝国之中,这一类人就是被称为“泰尔举曼”(Tercüman)的翻译官。这些翻译官构成的团体在历史上并不为多数人所知。但随着西方国家开始频繁地与奥斯曼帝国交往,这一团体的历史逐渐得到发展[1]

在穆斯林国家中,这一类翻译官最早出现于公元8世纪的阿巴斯王朝时期。他们同样也存在于之后埃及的马木留克帝国和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帝国。塞尔柱帝国时期,翻译官经由君主旨令的任命而产生,而之后的奥斯曼帝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2]

奥斯曼帝国的外交翻译史一直与翻译官们紧密相联。这一团体被视作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承担外交翻译任务的先行者。他们的历史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大国的相互往来和缔结条约的进程中得以开启。

 1454年,威尼斯共和国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被称作巴以罗(意大利语:bailo[3])的外交大使。除此之,波兰(1475),沙皇俄国的前身莫斯科公国(1479),奥地利(1528),法国[4](1535),英国(1583),荷兰(1612)都派遣了大使与奥斯曼帝国建交。

在讲述这些杰出的能人之前,我们首先将了解翻译官“泰尔举曼”这一词的来源。

“泰尔举曼”一词的起源

对于“泰尔举曼”(tercüman)一词的起源存在诸多假说。这个词最早起源于亚述语,承接到阿拉伯语时为“tardjūman”,之后在土耳其语里变成了“tercüman”。这个词最早的版本是 “tagmâna” 和 “targem”。在当时的拉丁语(turchimanus, drogmano, drogomnno, turcimanno), 意大利语(drogmano,dragomanno,turcimanno),法语(drughement,drugement,drogman,truchement) ,西班牙语 (turchiman, trujaman)  ,  德语 (dragoman)  ,  保加利亚语  (драгоманин) , 葡萄牙语  (turgeman)  ,  塞尔维亚语  (terduman, dragomani),  波兰语  (turdzyman)  , 拜占庭时期希腊语  (dragomanus)  ,弗拉芒语  (droogman)  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一词的不同变体。

这个词曾经在一些突厥语中被使用,比如 dilmaç 或 tilmaç 。即使是今天,这个词作为借词也被一些欧洲大陆的语言所使用,比如德语中的 Tolmetsch 和 Dolmetscher[5],俄语中的 толмач (该词使用频率比较有限),捷克语中的 tlumoč,匈牙利语中的 tolmács,马其顿语中的 толкувач,波兰语中  tłumacz 等等。现代土耳其语里这个词仍然在被使用。阿塞拜疆语中的 tərcuməçi (口译员/翻译)和 dilmanc(口译员)也同样仍被使用。

在奥斯曼帝国的文件里,泰尔举曼一词专指为大使馆和领事处服务的翻译人员。而在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6]里他们则被称为“德罗格曼”(drogman)。 但是这一词的拼写以及读音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变化,正如上述例子里所表现的那样。

“泰尔举曼”

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奥斯曼帝国时期最高外交机构)以及当时西方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任务都需要既精通东西方语言又了解奥斯曼帝国和西方诸国文化差异和礼节的优秀人才。在欧洲,这些人正是凭借“德罗格曼”的头衔而为人所知。他们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任务:为庄严朴特与西方驻外使馆及领事馆的政治或贸易事务提供口译与笔译服务。这些在近东的翻译官,都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抑或是“黎凡汀”的(levantin[7]),而后者代表了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带有拉丁血统的人。这些翻译官由此登上并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直到帝国的末日。在奥斯曼帝国有两种类型的翻译官:

1. 苏丹名下帝国底万的德罗格曼 (Dîvan-o Hümâyûn tercümanları)

苏丹名下帝国底万(divan,特指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翻译官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公职人员,以大德罗格曼(Grand Drogman)的称号为西方世界所知。他们的官职在帝国中地位很高,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其中的风险。在坦志麦特改革[8]之前,他们所任官职的重要性仅次于那些负责外交部事务的专职人员(Reis-ül küttâb[9]) 。

首席翻译官(Baştercüman),或者说是庄严朴特的首席翻译官,他们作为兼顾口译及笔译工作的翻译人员,同时也是整个翻译团队的首脑人物。他们类似于今天那些为总统或者总理服务的翻译人员。

大德罗格曼的工作任务如下:

  • 大维齐尔与外国使节会谈的口译工
  • 外交接见时使节向苏丹或向大维齐尔提交的涉及对外事务的文书的笔译工作
  • 大维齐尔与外国使节的会议的参与以及这类会议的报告文件的准备工作。
  • 在奥斯曼帝国外派代表团的参与
  • 双边谈判的口译工作
  • 派送到西方大国的所有相关文件的编纂工作

最初,所有的首席翻译官都不被允许参加到谈判事务中去,但这一规定自18世纪起得以改变。奥斯曼帝国所有的外交活动都因此集中到首席翻译官手中。他们也就成为了奥斯曼帝国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公职人员。

1502年,阿里•贝伊(Ali Bey)成为了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位首席翻译官。自1502年到1661年,首席翻译官的人选来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公民的社群。1661年,随着帕纳尤提斯•尼古希索斯(Panayotis Nicousios)被授予首席翻译官一职,从此希腊人开始逐渐占据这一享有盛誉的文职,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21年爆发的希腊革命的前夕为止。直到17世纪中叶,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比如著名的佩拉区的基督教团体(Magnifica Comunità di Pera[10] ) , 与芬内尔的希腊东正教徒占据了直属于庄严朴特和海军舰队名下的首席翻译官的职位。这些人之中有不少当时著名的大家族的成员,比如 Pisani 家族,Timoni 家族,Testa 家族和 Fonton 家族等。 

2. 外国代表团名下的翻译官(大使馆以及领事处)

西方大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的代表团需要寻求一些既掌握奥斯曼帝国内流通于行政领域的语言又精通西方各国官方语言的人才。最初,他们由西方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的芬内尔区和佩拉区的少数族群基督教团体中挑选产生。芬内尔区的居民是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希腊人,而佩拉区(即今天的贝伊卢区)的居民则是意大利血统为主的拉丁人[11]。但是逐渐地,出于对由君士坦丁堡本地产生的翻译官的不信任,西方代表团开始从他们本国人里选拔产生翻译官。这些翻译官的角色既是秘书也是口译员,他们和奥斯曼的行政代表一起翻译文件以及完成会议的口译工作。他们陪同各国的外交官员,驻扎在各国的大使馆或领事处。很多享有盛誉的研究东方问题的学者,比如历史学家 Hammer , Bianchi , Jaubert , Huart , Schlechta-Wssehrd , M. Hartmann 等人,都在他们人生中的一段时间里担任过翻译官。他们类似于今天经常执行翻译工作的大使馆新闻专员。

根据奥斯曼帝国里一条源自伊斯兰教教义的规定,学习欧洲国家的语言是被禁止的。这也是西方各国从本国挑选翻译官的其中一个理由。西方人当时被帝国认作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国家不认为基督教国家有着和它们一样相等的地位,那些欧洲国家被称做“圣战的大门”(Dar ül-cihad),或者是“异教徒的世界”(Diyar-ı küfr) 等等。一名穆斯林甚至被认为不应该长期生活在这些国家。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天朝上国情结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加之苏丹和大维齐尔对当时的外国使者持有羞辱性的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不难解释为什么直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尚未在任何西方国家建立大使馆。

随着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愈加频繁,此时那些在职的翻译官已经不能满足各国的需求,于是各国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自1551年起,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培养日后的翻译官派遣了一批青少年(Giovani di lingua)去君士坦丁堡学习。拉古萨共和国,波兰以及法国都相继模仿了这一创设。1669年,法国的方济嘉布遣会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所教授法语,土耳其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保加利亚希腊语的学校[12]。这所学校组建了第一批为法国服务的翻译官。1669年,法国政治家柯尔贝尔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所为爱好语言学习的青少年[13]提供免费教学致力于培养翻译官的学校。当时的马赛商会负责为这所学校提供资金支持。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避免招募的翻译官团队仅由当地人组成,因为这些来自本土的翻译官由于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他们的忠诚度往往收到怀疑。然而他们不那么可靠的法语能力也同样构成了在重要谈判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在这一背景下,招收青少年以尽早地教授东方的语言的想法也因此产生。

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孩子和一些来自奥斯曼帝国本土的孩子在这所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eksine-i selâse[14])。在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之后, 他们被称为“(精通)语言的男孩”(Dil oğlanı )。这些学生在之后不仅以庄严朴特和外国使节之间的翻译员的身份完整地参与到外交事务中去,除此之外还是研究东方文明的专家。他们同样也取代曾经那些享有领事特权(Barataire[15])的本土翻译官。

18世纪之初,这所青少年语言学校的练习作业要求学生翻译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所写的手稿,目的是为了丰富法国国王的藏书。这一方针在柯尔贝尔的倡导下得以长期贯彻实施,以获得经过准确翻译有序归档的来自东方的作品。这个想法由当时的法国海军大臣莫尔帕伯爵提出,旨在获得这些手稿的译本。这其中大部份的译稿目前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些译本中有各种故事,也包含历史、军事、外交文件,法律条约以及教规。

英国也同样尝试培养一些为他们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所用的忠实的翻译官。当时牛津大学的希腊学院为英国圣公宗教会招收了一些年轻的希腊人。鉴于奥斯曼帝国官方可能做出的反应,耶路撒冷的主教和曾任庄严朴特首席翻译官亚历山大•马弗罗戈尔达托(Alexandre Mavrocordato)则对此保留意见。

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互相传播知识与思想的过程中,凭借对穆斯林文明及语言的广泛了解,翻译官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也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译者:徐崇天,法国巴黎十三大在读本科生


作者:Elvin Abbasbeyli,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读博士。论文主题《从语言学,文化,历史及政治角度解读作为国际条约翻译者的翻译官》


[1] MARGHETITCH, S. G., “关于在土耳其的外交或领事代表团的翻译官的职能研究(1898 君士坦丁堡)“Étude sur les fonctions des Drogmans des missions diplomatiques ou consulaires en Turquie” (Constantinople, 1898). p. 3

[2] ORHONLU, Cengiz. 'Tercüman', İslam Ansiklopedisi (İstanbul: MEB, 1993), 175., p. 176, cité par POLATCI, Osmanlı diplomasisinde oryantalist memurlar (Osmanlı belgeleriyle diloğlanları ve tercümanlar). p. 42

[3] bailo 是当时给予欧洲各国领事的头衔,尤指由威尼斯共和国向庄严朴特所派遣的的使者。1454年条约的签订后,来自威尼斯的第一位 bailo 在奥斯曼帝国被任命。在后来的时间里,这个词也指其他国家的使者及大使。

[4] 1535年,弗朗西斯一世和苏莱曼大帝结为同盟。同年,法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第一座大使馆。

[5] 现代德语中,“Dolmetscher”指代大会的口译员

[6] KINLI. p. 83, 引自 POLATCI, Osmanlı diplomasisinde oryantalist memurlar (Osmanlı belgeleriyle diloğlanları ve tercümanlar). p. 41-42

[7] Leventin:指经过几个世纪组建而成的生活在东方世界或者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拉丁人社群。

[8] 坦志麦特时期在奥斯曼土耳其语中意为“重组”,发生于1839年至1876年奥斯曼帝国期间。

[9] 奥斯曼帝国时期,Reis-ül küttâb 负责当时外交部的事务

[10] Magnifica Comunità di Pera:由奥斯曼帝国在加拉塔区的非穆斯林臣民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名称

[11] 加拉塔区的拉丁家族:Navoni 家族,Grillo 家族,Olivieri家族,Fornetti家族等

[12] 方济嘉布遣会的青年语言学校

[13] 这所学校后来迁至巴黎,名为 INALCO(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

[14] 译为“这三种语言”

[15] “barataire”由 “berât”或“brevet”(专利)一词变化而来。这类人享有相应国家的领事裁判权所保障的在贸易及税收方面的特权



Recommended citation format:
AIIC. "奥斯曼帝国的翻译官". aiic-italia.it April 26, 2018. Accessed March 20, 2019. <http://aiic-italia.it/p/8569>.